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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案】错把趾纹当指纹的案件

  法律发展的历程,既是见证人类发展的社会历程,更是见证法官坚信法治、坚守正义的心路历程。法官在裁判中叙述着他人的故事,同时更是在讲述着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和对正义的守护。在全国上下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我们开设“品案”专栏,聆听法官们用自己的视角、笔触和真情讲述一个个案件背后的故事,希冀通过一个个有温度的故事温暖你我。

  “品案”,是翻开一本本厚重的卷宗,回首那些承载着梦想和努力的岁月;“品案”,是沏上一杯热茶,黑土网一精码门高手,用灵动的笔尖和一个个故人、一幕幕过往展开一段时空的对话;“品案”,更是用尚未磨灭的激情和热忱向那些曾经坚守的、还在坚持的、永远坚信的理想和信念宣誓致敬!

  1985年8月,当时从南京参加在职考试回家,到刑警队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案子。刑警队副队长童东兴告诉我:7月9日县航运公司发生一起财会室被翻窗入室撬会计办公室抽屉,盗窃两张支票,一张支票从银行冒领一千五百元的大案,侦查一段时间,到今没有进展。当时这个数额是不小的,因为我们的工资也只有一个月四、五十元,这类案子一年也没有几起。正在谈着,内勤鲁均达进来对我说:“潘局长听说你学习回来了,叫你到他那儿去一下。”到潘局长那里,他对我说:“航运公司的案件,我分析肯定是内部人所为。现场上留有一枚指纹,扬州的专家分析是右手拇指所留。可是,不仅是重点对象没有比对上,而且全公司的人都没有比对上。有些人对侦查范围产生动摇,认为是外部人作案。也有人认为指纹不是犯罪嫌疑人所留。我看呀都不是,不能动摇。我认为范围还在内部,指纹也是犯罪嫌疑人所留,只是不知哪儿出了问题。你明天把现场上留有指纹的玻璃带到上海去找老明,请老明看看,我对我们本地的‘专家’有些不放心。”

  从潘局长那里出来,我就与刑警队林岑指导员和几个技术员来到航运公司。这是一座三层楼,坐北朝南,财会室在楼上,走廊在北侧。听林指导员介绍,发案7月9日是星期二,上午9时,当公司刘会计拿着支票到开户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泰县支行下坝分理处取款准备为工人发工资时,银行工作人员说你们公司有人今天上午银行上班一开门就取款走了,会计一听大吃一惊,回公司一看,支票少掉二张,什么时间失窃的也不知道。刑警队接到报案后,在走访银行工作人员时发现,在星期一早上,就有一个人拿着支票来取钱,银行工作人员说上面没有盖单位的公章,不好取款。那人问公章盖在正面还是反面,银行工作人员就说了句:“随便。”星期二,那人在银行一开门就进来取款,银行工作人员一看,支票的正面和反面都盖了公章,感到好笑,所以印象特别深。

  林指导员说大楼的东侧走廊外花墙上有擦划痕迹,分析是从那里攀上楼的,当然也有一些同志认为从那里无法攀上去。我看见那些痕迹,应该是攀登时留下的足印。为了证实一下可以攀上去,我说让我试一下。选择相距那痕迹近一米的地方向上攀登,两下就到了二楼,又来三下就上了三楼。看来这是入口是毫无异议了。犯罪分子从楼外的房边缘,攀援至财会室南窗外,然后从气窗钻进上半身,从里面打开窗户入室。指纹是留在窗子右扇的中间一档玻璃的外侧,应该是犯罪嫌疑人所留。

  第二天早上,我和技术员钱宇一起从姜堰乘长途汽车去上海。到达上海时已是下午近四时。那时上海市公安局刑侦处在福州路,还没有搬到803。到了老明的办公室,我拿出包装好的窗子玻璃、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和现场照片,向老明一一介绍。老明边听边问,还戴上老光眼镜,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缝,细细地观察。不时地拿着一个带柄的放大镜看看,又拿着马蹄镜对着指纹瞧瞧。我在一旁,也不吱声,只是望着他。

  很快天黑了,我说我和钱宇先回大沪饭店明天再来。老明说:“今晚开个夜工把这事情搞个明白,大家就在办公室一起吃晚饭吧。”他对徒弟蔡伟思说:“伟思,你到食堂买两个菜来,纪队长今天带了几瓶好酒,大家一起喝上几杯。”那时烟酒都要计划,好一点儿的酒在市场上是买不到的。正好我父亲是离休干部,一个月供应一点儿洋河大曲和双沟大曲,我把这些酒积攒起来准备结婚用,来上海时就顺便带了几瓶。

  我们四人围着办公桌坐下来,老明给我们每人面前放上一个搪瓷茶杯,倒上半杯,说:“好长时间不见了,大家先干一杯。”我一口去了三分之一。

  老明一边呷了一口酒,一边拿着窗子照片和指纹照片,在台灯下端详着。一会儿,他放下搪瓷杯,语气肯定地说:“这个地方,这块玻璃,抓不起,推不到,拿不着,握不上,指纹不应该留在这个地方,这枚指印不是手上留的。”钱宇的酒已有了七成,红着脸说:“不是手留下的?见鬼了,难到是脚?”老明说:“对的。我就遇到过。结束后,上海有个受冲击的老领导落实政策,补了几万元钱,女儿向他要,他没有给,女儿后来把他杀了。当时,我从办公桌抽屉面上提取了几枚指纹,开始与那女儿手上指纹就是比对不上,后来与她脚上的比对上了。原来,她把父亲杀掉后,坐在办公桌前椅子上,脱下鞋子,一只脚顶着抽屉,思考怎样把办公桌抽屉撬开,这样把脚趾纹留下了。”

  老明对我说:“纪队长,我分析犯罪分子在攀航运公司大楼时,把鞋子脱了。从外面钻财会室气窗,想从里面扭开窗子的把手,上半身在窗内,下半身在窗外,赤脚的脚趾纹留在窗外侧玻璃上。如果我没有分析错,你们送来的这玻璃上的是右脚拇趾前端部位的。你们回去看看,在左侧窗子的中间玻璃的相应部位应当还有一枚左脚趾印。”我一听恍然大悟,专家就是专家,这才是真正的专家!

  那时,上海市公安局招待所大沪饭店客房紧张,我们住在楼顶上大通房里,是上下床。下床是一个年青人,自称父亲叫胡均鹤,母亲叫赵尚芸,是东北抗联抗日英雄赵尚志的妹妹,他父亲牵涉到潘汉年案件被关了二十多年,现在潘汉年平反了,他来上海找法院要求为父亲平反。他拿出一本公开出版的关于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书给出给我看,给我讲了一些抗日战争时期地下工作的故事以及解放后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使用他父亲为情报员的一些事情。那时也不懂,在公安学校上学时课堂上知道中统军统等,对汪伪特工只知道李士群、丁默邨、吴四宝以及李士群被日本人用牛肉饼毒死了,还真不知道汪伪还有一个“政治保卫局”,更不知道有个副局长胡均鹤。因酒多了,就迷迷糊糊睡着了。

  次日下午,我即回到局里,潘局长听完汇报立即安排侦察员邵俊良等人去捺那几个原先排查上来的重点嫌疑人员的脚印。

  我到技术室把左侧窗子中间玻璃取出观察,果然,上面有一枚脚印,而且明显看出是左脚拇趾到前掌的内侧部位。如果勘查现场时把这两片玻璃结合起来看,也可以分析出是脚印的。嘿嘿,犯罪现场上手印指纹出现率高,所以一看到印纹就以为是手上的,思维定势害死人。

  当天晚上邵俊良把重点对象徐某某的右脚拇趾捺印送来时,技术员们几乎毫不费力地就做了同一认定。大家都说:“老明神了!”

  徐某某交代:1984年下半年学会赌博,自己身上的钱输光了,就到银行贷款赌博。今年7月5日想到偷点儿钱把贷款还掉,下班后没有回家躲仓库里,一直等到下半夜二点多钟,他攀楼进入财会室偷了支票,回家填写好数额。星期一早上去取款时,银行工作人员说没有单位公章不好取款。当晚他又钻进财会室,为了保险起见,他把支票正面和反面全盖上章。这么久过去了,他以为风声已过,想不到还是找到了他。1985年12月11日泰县人民法院判了他五年有期徒刑。

  明德茂,今年已经86岁,老家是泰兴市古溪镇人,他原是上海市公安局高级工程师,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老明是1954年从泰兴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公安专科学校。从公安专科学校毕业后就分在上海市公安局三处技术科,从事痕迹检验工作。这一干就是几十年,退休后还被留用。在这几十年中,他先后多次荣立一、二、三等功和被嘉奖20多次,获得一枚又一枚的勋章。在这几十年中,他先后参与侦破几千起大案要案,使冤魂安息、正义伸张、罪犯伏法,有好多起是当时轰动上海甚至全国的特大案件。在这几十年中,他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为中国刑侦痕迹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这几十年中,他以严谨的作风、超凡的水平,带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新人,成为后辈的楷模。

  我1981年从公安学校毕业后,在泰县公安局刑侦股工作时,就听到局长潘兆祥谈到老明。每当有了大案,现场上有重大疑难问题,而本地又无法解决时,潘局长总是说:“赶紧去上海找老明,看来只有他能解决。”以后,我也多次到上海送检,请老明解决难题,并从老明那里学习了许许多多的东西,不仅仅是业务,是技术,更多的是他敬业的精神、严谨的作风和全身心投入工作一心为民的高尚品质。

  1982年9月15日深夜,秋雨淅沥。上海江湾镇附近发生了解放以来首起杀人劫车案,犯罪嫌疑人开枪打死司机、抢走钱款后仓皇逃逸。

  翌日清晨,老明赶到现场,小心翼翼地在车上搜索,终于在方向盘上觅到两枚模糊的血指印。兴奋之后,他又犯起愁来:车里空间有限,痕迹怎么取下来?突然,他来了灵感,干脆将方向盘拆下来,再照相提取痕迹。但方向盘是圆的,开车时可以任意旋转,到底是哪个手指所留,一时难以断定。

  老明从出租汽车公司借来了同型号的小车,请驾驶员到人民广场做模拟实验,最终定为右中指所留。经过72小时的大海捞针,终于在50万枚有前科的指纹档案中找到了曾劳教过2年的某厂工人王慈中。

  1989年10月2日下午,我在局里办公室值班,传达室打来电话说有人来找我。我到局大门口一看,原来是四舅舅的女婿,也就是我的表姐夫。他说昨天午饭后11岁的儿子就没有回家,按理不会走远,但找遍了整个垛儿(自然村)和全村,河里也找了,就是没找到。已经向乡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长去看了,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我详细听了有关小孩中饭后外出玩耍的前后经过情况,也认为不应该走远。表姐夫说他家东侧是一条大河,会不会被行大船的人把小孩拐骗走了。我说社会治安还没有乱到这种程度。

  我找来刑警队于忠海、姜文湘两位刑警,请他们下午就到兴泰乡尤庄村,也就是表姐夫所在的村,去调查走访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第二天上午,于忠海就打来电话说:“纪局,我和文湘连夜工作,没有发现什么线索,但是通过走访已把垛儿上的十多户人家的人员情况、当天哪些人在家和每人的活动情况,全部调查固定下来了。”

  没有什么可疑线索,小孩及家长与他人无任何矛盾,小孩本人又无财无物,此事连性质都一时难定。是被杀?被拐卖?还是不慎掉下河落水死亡?几种可能都有。

  过了一周,水上没见到尸体,看来不慎落水的可能性是没有了。不过,性质到底是什么,局里几个负责人研究再三,感到在证据一点儿都没有的情况下不能武断认定。

  当年11月30日晚上,兴泰乡何庄村砖瓦厂工人在最南侧的大草堆内发现一尸体,只剩下双腿和裤子。接到报案后,局党组书记、局长潘兆祥,局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局长高宝鉴和我与刑警队长卫永信、指导员童冬兴、副队长丁红军等带着侦查技术人员,坐车到古镇溱潼,然后乘小轮船从薛庄、尤庄之间的大河直奔何庄。

  何庄砖瓦厂位于一个当地称为“吊尖儿”的三面环水、南北长东西窄的垛墩上,砖窑在北则,草堆在南侧。堆草的地方很大,并排有许多南北向的大草堆。尸体在两个大草堆之间,正对大河的主航道。

  现场勘查确认了是儿童的双腿和盆骨,裤子与小孩失踪时穿的裤子特征是一致的。综合各方面的情况,看来小孩是被杀死后抛到这里来的。而第一现场应离这儿不远,极有可能就在失踪地尤庄村,因为从失踪地到砖瓦厂很近,从水路用船运尸十分方便。只是尸体的上半身哪儿去了?这是个谜。

  当时研究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由刑警队副队长丁红军带姜文湘、于忠海等开展侦查。潘局长和高局长还商量,尽管我分管刑侦,由于死者与我是亲戚关系,决定依法让我回避,由高局长直接指挥此案的侦查工作。当晚,高局长与丁队长他们就留在尤庄住在农民家直到破案。

  高局长当年也已五十四岁,他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参加公安工作,六十年初在职考上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读了四年本科,直到在尤庄破案仍是泰县公安局唯一的本科生。那时他已担任副局长十年,还与侦查员们一起打地铺睡在村里。

  由于前期将那个自然村的人都定时定位地调查清楚了,再进一步深入调查,住在死者后第三家的赵某某最具备作案的条件,而且他家紧靠河边,站在河边能一眼看到何庄村的砖瓦厂。但是,反复调查并没有发现赵某某与死者家有任何矛盾。

  潘局长和高局长分析说,不要被所谓因果关系、矛盾纠纷困扰住,许多时候最难破的案件恰恰就是那些表面看找不出因果关系的案子,关键看谁最具备作案的条件,因为导致案件发生的偶然因素太多了。

  很快,赵某某就交待:国庆节的那天下午二时,小孩到他家来玩,恰巧一条黄狗把他上午买回来放在三轮车上的猪肉叼走,于是他和小孩一起抓狗子,想夺回肉,几个回合没抓着,他就拿了一根毛竹扁担去打狗,一扁担下去没砸着狗子,反砸在小孩的右额头上,小孩当即倒下,他慌了神,两家关系很好,如何向小孩父母交待?两次去找小孩父亲,都因怕说不清而半路返回。后对小孩做了些毫无科学根据的抢救,均无效就下田干活。下午五时回家时小孩已死亡,便把小孩抱放到水缸里,用东西遮上。小孩父母到处找人,他称没有见到小孩。

  晚上八时,他就用船将尸体运到何庄砖瓦厂,香港金财神78814cmcmp,藏在草堆里。那些日子,他每天都要向北看看砖瓦厂有无什么动静。

  大约一个月的时间,他发现砖瓦厂烧草增多,用草逐渐靠近藏尸的地方,于是夜里他又撑船去移尸,当时尸体已腐烂,慌乱中抓住上衣只把上身拎上船,抛到河汊里。

  后来根据他的交待,经过几天长时间的打捞,从抛尸的河里打捞出小孩的头颅和上身。

  为了将案件办成铁案,潘局长叫我把小孩的头颅和从赵家搜查到的三根扁担送到上海市公安局,请明德茂看看能不能检验鉴定。

  因为,在当时痕迹检验只局限在指纹、足迹、枪弹痕迹、整体分离和工具痕迹检验上,而我们基层公安机关大多只做了指纹和足迹,即使工具痕迹也仅做了起子(螺丝刀)、钳子的初步检验,从来没听说对扁担痕迹的检验鉴定。

  但是,既然潘局长叫我去找老明,我就去一趟,看看到底老明把这难题怎样解决。

  我用一只大纸箱把小孩的头颅包装好,早晨与技术员钱宇乘长途汽车从姜堰出发,于傍晚到达上海。由于天色已晚,就先在大沪饭店住了下来。

  第二天上午,我们去餐厅吃早饭。服务员到我房间打扫卫生,突然发现纸箱内的人头,大叫起来,正好我回房间,忙向服务员说明我是江苏泰县公安局副局长,是来送检的,服务员才心神不定地走了。

  我和钱宇到明德茂那里时,他正看崇明岛的一个杀人案上的头颅伤痕是否是一个很大的六角螺栓形成。当我向老明介绍好案情后,老明讲他需要把颅骨处理一下,要求我们在上海等一两天。于是,我和钱宇到上海福州路新华书店买书。

  临近下午17时,他确定是一根毛竹扁担的一端的左侧是形成颅骨伤痕的作用客体。他一边比划着,一边对我讲痕迹的特征。经他的解释,我也看出了认定依据,这真是一经点拨,豁然开朗。他随后写了同一认定的鉴定书。

  回来后,我向潘局长报告鉴定的经过和依据,潘局长说:“老明真不简单,犯罪分子交代的砸伤小孩的就是这支扁担。”

  我对明德茂真是佩服极了!也对指挥此案侦破潘局长、高局长、丁队长和参加此案侦查的于忠海、姜文湘等侦查员、民警感谢万分!

  1990年10月22日,泰县人民法院副院长邵冬山与审判员夏高珍、戴劲农组成合议庭对赵某某公开开庭审理,以过失杀人罪判处赵某某有期徒刑十年。

  刑事案件的现场上会有许多痕迹物证,首先必须判明哪些是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时留下的,进而还要分析是在什么情况下留下,留下的指纹等痕迹还要进一步分析是什么部位留下的。如果痕迹物证与犯罪无关,用来作为破案乃至定案的依据,就有可能把对象搞错,甚至可能产生冤假错案。如果部位判决不准,则就有可能让真正的犯罪分子逃脱。判断部位,要结合空间情况、作案时的动作等综合分析,这种分析常常并不一定需要你有多少远见卓识,但一定要你不能脱离生活常识。老明在泰县航运公司财会室被盗案中对现场痕迹的分析就是紧贴生活常识。

  办案时,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这一类言词证据,作为人的认识和反映,其优点是生动、形象、具体,缺点是客观性较差。特别是在刑事案件中当事人因与诉讼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可能导致他们作虚假陈述供述;证人也会由于受感知能力、个人品质以及受到威胁、利诱等因素影响而不如实作证,从而使言词证据与案件真实情况不符。为了把案件办成铁案,就必须千方百计使这些主观性很强的言词证据与其它证据相互印证,使言词证据尽最大可能具备客观性。根据赵某某的交代打捞到小孩的头颅这一只有作案人才可能知道的隐蔽性证据,案件基本上就达到事实清楚。再将头颅骨与赵家的三根扁担进行比对,认定毛竹扁担一端的左侧与右颅骨伤痕特征一致,即右颅骨伤痕是毛竹扁担一端左侧打击形成,又与赵的供述完全一致,这样案件的证据是确实充分的,能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达到了如今的办理杀人案件证据标准。

  对于破案、办案,一定要慎之又慎。现在不是有这么一句话:我们不是办的案件,而是办的别人的人生!